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少卿先生(1911.1-1997.8，桐梓县城人)是我国著名植物采集家。他一生采集植物标本一万九千余号，九万余份，鉴定植物标本近30万份，担负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等专著的大量标本的初步鉴定工作，对中国植物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科学发展观引领桐梓经济跨越发展之际， 特撰此文以资纪念。抚今思古，我们当秉承前辈自强不息之精神，勤奋执着之品质，继往开来，奋发图强，为在新的时代桐梓的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展贡献力量！
出身贫寒，童年艰辛
陈少卿，1911年1月4日出生于贵州省桐梓县城大桥的一户贫苦家庭。家里仅有不到一亩的开荒地，打不了多少粮食，父亲只好给人打临工，如婚丧喜庆抬轿子、抬猪、抬灵柩，以及给人挑水来赚钱维持一家的生计。由于缺衣少食，妹妹两岁时早夭。先生7岁时，母亲病逝。次年，父亲再娶。再过一年，父亲亦不堪劳累而病故。继母未生育，与先生相依为命，仅靠继母沿街叫卖葵花子、炒豆等小吃为生，生活极为艰苦。
13岁时，为生活所迫，他开始给地主放牛，经常遭受地主打骂，但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生活依旧凄惨。有一次先生帮地主挖洋芋，路见穷苦人家的小孩过来问要洋芋，善良的他心一动就给了他七八个，没想到却被地主看到了，凶恶的地主还没等他回话，就往他头上狠狠的打了一拳，打得他头晕眼花，头痛得要命。他一气之下，就在当晚逃回家中。看到生活艰辛依旧，懂事的他不忍心继母独自受苦受累，就上山去割柴草，卖给油坊赚钱过活。童年，他还曾给房东赶过公猪配种，赚取生活费帮继母补贴家用。
巧遇蒋英教授，终生结缘植物
1930年，陈少卿19岁。有一天，他刚从山上割草回来就听说南京来了一些采花的人，住在附近的武庙。从小喜欢野花野草的他就好奇地急忙跑了过去，原来是南京中央研究院博物馆派到贵州的植物调查队来到了桐梓县。据他生前回忆，调查队里面有黄志以及一位姓彭的工人。他当时没见到蒋英教授，听说是出去采集了，而黄志他们正在忙着整理标本。黄志见他机灵能干，就叫他帮忙烤压标本后换下来的草纸。第二天，蒋英回来了，向先生了解县城附近森林的分布情况，并请他为调查队带路。随后，先生就和他们一起上山采集标本。
在跟队采集植物标本过程中，他不但善于爬树，而且还有很强的接受知识能力，在蒋英等人的指导下很快就记住了大量的植物种类，因而颇受蒋英教授赏识。而他也很快喜欢上了植物标本采集这份有趣的工作。之后，为了能继续留在调查队里，在蒋英教授的建议下，先生找了个开酒店的老板作为入行的担保，正式加入了采集队。
1931年1月，在贵州调查工作结束后，他按照蒋英教授的安排，随队回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博物馆，不久就随调查队前往江西和云南两省进行调查工作。就这样，先生从一名穷苦的农村少年变成了一名专业的植物标本采集员，开始了一生的植物调查研究生涯。
执着追求，渐入佳境
自1930年跟随蒋英教授带领的原中央研究院博物馆考察团到贵州桐梓考察开始，先生就爱上了植物野外调查鉴定工作。尽管工作艰辛，但他从未退缩过，总是积极乐观地去完成任务。仅在第一次植物调查期间，他和蒋英教授一行就对桐梓、农里、贵定、修文、毕节等16个县进行了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随调查队回到南京后，稍作休整，先生就随队到了江西进行长达9个月的植物调查。次年又到云南采集。当时采集工作通常长达半年之久，有时，采集工作刚结束，仅稍作休息就转点继续采集，工作十分艰苦。
从云南回来后，先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博物馆工作学习了3年。1937年初，他随蒋英教授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接受了一年的培训。从1938年开始，他能独自带队开展采集工作。
1938年10月19日，广州沦陷，先生与同事李耀被留下来在广州法政路原植物研究所看守植物标本和图书仪器等，当时有标本柜60个、复份标本30万份、生物系标本3万份、图书仪器10箱。日寇管制下的广州，极为混乱，人心惶惶，植物所也经常有日本人进来无端搜查盘问。为了保护大量珍贵的植物标本，先生等人想方设法，才使那些植物标本免遭破坏。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坚守岗位，直到1941年3月因受伪广东省政府驱赶，才离开广州，搬迁到香港的植物研究所去。
1941年底，香港沦陷。于是先生辗转至云南，最后前往湘粤交界的宜章县栗源堡，并先后对湖南的衡山和莽山、广东乐昌、贵州梵净山、广西十万大山等地区的植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共采集植物标本5500余号。
解放前的十万大山野兽极多，土匪经常出没，工作环境之艰苦可想而知。1943年，在随粤桂两省十万大山调查队进行野外工作时，为了预防野兽、防范土匪，调查队不得不在上思县给每个调查人员购买了土制三号左轮手枪一支和子弹50发。尽管如此，行程安全还是难以保障，途中曾发生过土枪走火、差点伤人的安全事故。
踏遍青山人未老，不辞辛劳报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拒绝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我国采取军事包围、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生活陷入了困境。其中，重要的生活及工业原料—橡胶变得极为短缺，而我国又迫切需要自给自足。1950年，为了在海南岛寻找橡胶宜林地，先生参加了海南的植被调查。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各种文献资料异常匮乏，为了能迅速准确地查清海南的植物，他把多年积累和制作的一套4 000多号小标本带到了海南岛，就地鉴定植物达95%，既加快了考察速度，又减少了来回运送标本的时间。数千号小标本装了满满的一皮箱，但他丝毫不以为累，时刻把它带在身边，奉为至宝，也因此，当时有人戏称他为“功夫仔”。
海南岛的山区地形地势复杂，林海茫茫，雨季的时候常遭暴雨、台风袭击，导致山洪爆发，阻断归路，这使野外采集工作十分困难，加之森林中的山蚂蟥非常多，且凶猛。一次先生带队从一条水沟一路爬上黎母岭顶峰，虽然之前已做了充分防蚂蟥的准备，但还是被它们乘虚而入，紧紧地贴在先生腿上吸血。当时由于他太专注采集标本，没有发觉，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到自己床上一滩暗红色的血迹，才知道昨天被山蚂蟥光顾了。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样的野外调查往往一去就是一年半载，而且当时的交通远不如今天的发达，山路崎岖难行，路途遥远，往往要步行一整天，有时甚至要走四五天才到目的地。尽管如此，几十年来，先生的足迹遍及海南、广东、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江苏等省区，“山高人为峰”，五指山、九连山、梵净山、九万大山、十万大山、衡山、莽山等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都一一被他征服。青松翠竹间，山涧小溪旁，留下了先生执着的背影和坚实的脚印。辛勤的劳动换来累累的硕果，先生先后一共采集标本近19 000号，90 000余份。
先生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植物标本上，到外地出差时，他不辞劳苦地调查采集，在研究所，也同样一丝不苟，执着追求。上班时候，他总是早到晚归，回到家里还要整理资料、翻阅小标本直到深夜，节假日也从不歇息。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中去。在20世纪50年代编纂《广州植物志》期间，为了补充采集和鉴定广州地区植物标本，他甚至在星期天带着儿子到郊外，一边照看孩子，一边采集标本。据统计，《广州植物志》引用的植物标本，有2/3以上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采集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我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植物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超人记忆和经验，疑难草木现原形
1961年和1964年，经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推荐，植物所两次请他到北京整理积压了多年的标本。面对堆积如山的标本，先生没有退缩。他凭着超人的记忆和经验，仅两个月时间就分科整理了3万多号标本。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先生高超的鉴定植物的本领除了靠不断实践，更是因为他能虚心地向内行的同志请教，一丝不苟地工作和学习。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学过外语，要认识一个新的植物分类群往往比别人困难得多。但他肯下功夫，笨鸟先飞，以勤补拙。那时候，植物标本馆的管理非常严格，只有研究人员级别的人才可以进入标本馆查阅标本。为了可以随时查对标本，鉴定植物，他日复一日地制作自己的植物小标本，一有空就拿出标本对照比较，找差异，记特征，努力把书本的知识、别人的知识，逐渐变成自己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先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调查经验和植物知识，在植物标本鉴定上取得了极高的造诣。不光是完整的植物标本，即便是变形了的植物种子、根皮，先生也能准确无误地鉴别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先生受到了陈焕镛院士的称赞，获得了植物标本“活字典”的称谓。
1973年8月，广东省昆虫所的同志到海南岛进行鸟类考察。为了研究一些鸟的生活习性和食物来源，他们将这些鸟捕获后进行解剖，取下嗉囊中尚未消化的食物带回广州，并请先生协助鉴定。这些食物大多是植物的种子，也有一些植物的碎叶，但因鸟的啄食和经过消化已经变得残缺不全，颜色、形态均已发生了变化，极难辨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先生反复观察，仔细研究，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经验，终于查明这些植物的种类。后来昆虫所的同志再到海南岛进行实地考察时，证实了先生的鉴定。
1977年4月，我国进口了一批粮食，广州动植物检疫所发现这些粮食中夹杂有一些不知名杂草的种子，就请先生帮忙鉴定这些杂草种子的种类名称，以便确定是否有毒。拿到样品后，先生随即拿起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他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各种不同植物的种子。经过细致的观察、认真的查阅资料以及与有关同志的研究和探讨，终于识别出混杂在粮食当中的19种杂草种子的种属名称，为科学使用这批粮食提供了依据。
此外，1981年12月，江西医学院给先生寄来一剂声称是对肝炎有特效的中药，请先生协助鉴定其配方。这剂中药由十多种植物组成，但都是些经过加工切碎了的叶、根、茎、皮，很难辨认，但这却没有难倒先生。先生与他的助手一起，认真查阅了有关标本，最终使这些“企图隐没姓名”且又变了形的植物都一一亮出了真相。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在1973~1982年期间，就有一百多个单位送来3万多号的标本请先生鉴定。先生有求必应，每次都热情接待，迅速而又准确地把各类植物标本鉴定出来。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风趣地说，别人不认识的植物，到了先生面前，就都一一“自我介绍”了。
“文革”挨批斗，身心受打击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随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扣上“里通外国”、“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而被批斗，甚至下放进行“劳动改造”。陈焕镛等老一辈科学家被造反派夺权挨批，跟随陈焕镛教授多年的陈少卿也被牵连，蒙受多次“检查”，甚至“陪斗”。据先生生前口述，早在他研究桉树的分类过程中，向澳大利亚等同行专家索取有关资料，以及交换一些标本，也被说成是“里通外国”而挨批。解放前在十万大山进行野外采集，为防野兽和土匪袭击，调查队购买了人手一枝的土枪以防万一，工作结束后已被变卖，后来在厉次政治运动中都必须作“交待”，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困扰。在文革中，为避免文革造成的冲击，他多次提出离所参加野外调查工作。1968年好不容易获准参加海南岛中草药植物调查（523工作队），以为能避过文革的洗劫，不料在一次出差途中被通知提前回穗，船一靠码头，一批造反派就高叫“打倒陈少卿”的口号，随后被带去隔离审查，参加政治学习，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先生的身心蒙受打击。次年（1969年）被下放到连山县广东省“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中，先生虽受到批判，但他仍相信党，相信政府，对自己所爱好植物标本采集和鉴定专业从不放弃。就在下放干校期间，仍坚持采集和鉴定标本，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还为当地群众采收草药治病，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
老骥伏枥行千里，宝刀未老续新篇
时间转眼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先生年过花甲仍旧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耕耘。过去年轻力壮，每年都参加野外采集的他，爬山涉水，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在山上，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同时参与了《中国植物志》和《海南植物志》等专著的编写及标本鉴定工作，为我国的植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年事已高，身体等各方面已经不允许他再参与野外工作了，但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对标本馆的标本进行分科分属外，仍不亦乐乎地为外地和本市的其他兄弟单位鉴定大量标本。从1980年起，先生还和他的助手一起，编写了40多万字的《广东药用植物手册》，收集了广东药用植物3 200多种，详尽地叙述了这些植物的性味、功能、用途和分布。
1982年9月，长期从事野外采集和植物鉴定工作的先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广东省先进生产(工作)者”；翌年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先进个人”。时年已是72岁高龄的先生依然神采奕奕，为中国植物学事业的发展与植物鉴定技术的传承，在华南植物研究所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华南植物研究所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特征就是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人才和接班人。先生自己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由蒋英教授带出来的一个学生。因而对于如何培养年轻一代，他是深有体会的，并总是给予极大的热情。他对年轻一代要求极为严格，为促使他们多下功夫，他从不允许过多地重复询问。但他同时又是热情和蔼的，每次带领年轻同志到野外采集时，他都会沿途向他们传授一些书本上没有特别记载的植物科属的特征，而别人凡有不认识的植物种类都会得到他圆满的回答。他经常现身说法地跟年轻一代说：“在旧社会条件艰苦，我们学习技术走了许多弯路。你们生活在新时代，有这样那样的好条件，应该抓住时机，努力学习，为祖国多做些工作。”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人，共同搞好工作。他那热情诚恳的态度也大大的鼓舞了年轻同志的学习热情。
为了年轻一代，先生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直到晚年，仍旧不忘对学生们的指导。由他培养的我们中的三位(如王学文、张桂才、李泽贤)，也成了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采集、鉴定的专家。他们继承了先生的奉献精神，现今也已年近古稀，仍念念不忘植物学研究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仍为植物学领域忘我地贡献。当年随先生学习植物采集、鉴定的我们中的另外三位(邢福武、叶华谷、陈炳辉)，如今也成了华南植物园的业务骨干，继续实现着先生未了的心愿。
1997年8月2日，一颗植物分类学界巨星陨落了！
2009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