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光荣：严氏五姊妹 伟绩耀中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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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庆之年，勿忘历史，启迪后人，珍惜现在，开创未来，难免引发我们追思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出生在桐梓县城严慕苏、严金操、、严金成、严金生、严金萱五姊妹。在贵阳市的文友的悉心指导下，参阅了许多文献，理清了一些轮廓，认识和体会严氏五姊妹凭着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畏的精神，“伟绩耀中华”鲜为人知的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留传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同样离不开坚强的精神支柱，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增比、进位、突破”，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地发展，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越是需要与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人格力量与思想品德！他们是我们好榜样！是桐梓的骄傲！他们永远值得桐梓人民学习和怀念！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和目的。  左起严金萱与父母(前排)、二哥严金操(中立者 即袁超俊)、大姐严慕苏。1936年合影 带领全家投身革命 严金操,在家他排行老二，1912年生于桐梓县城中医世家。1930年参加革命，并带领全家投身革命。其父后赴贵阳市行医，家中的诊室成为了地下党的联络站，许多革命党人在此密会商谈重要事宜。他还培养年幼的弟弟，妹妹担任瞭望哨和联络员。他的五弟仅15岁的严金生在贵阳与敌斗争中被捕，是一位坚强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被贵州国民党秘密杀害了，壮烈牺牲！他母亲因此病倒后不久去世，他又将四弟严金成、排行老七的15岁妹妹严金萱接到重庆， 让地下党组织送到延安根据地参加抗日。而大姐严慕苏，1934年曾与贵阳男子师范学校党支部负责人地下党员李长青（凯里老街北门人）等筹办“星光书店”，购入进步书籍给青年学生传阅，传播革命思想影响。由于严慕苏、严金成两位文献太少，其伟绩不能详述。只能把严金操、严金生、严金萱三位伟绩叙述如下： 袁超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192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政治糸的谭星阁回乡出任遵义中学训育主任。后遵义中学改为联立中学，谭仍任教于该校。在此期间，谭引进和资助李光勋、令狐荣生、王同恕、刘茂操、严金操等10多个桐梓青少年进遵义中学就读。1926年改遵义中学为贵州省第三中学。1917年，黄齐生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后又组织赴欧洲勤工俭学，结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等人，接触马克思主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活动。回国后任贵州省视学等职。1926年周西成“招贤”，委黄齐生以高官不就，却选任视学深入乡镇视察20余县，后任省立遵义三中校长。是时，谭去职。黄齐生到校力除腐败积习、旧制，气象一新。任内延请名师执教，倡导白话文，宣传新文化，开新学风尚，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学生。1927年以“接近共产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被通辑，黄被迫逃亡，遂徙流上海。1929年在上海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1927年，邑人熊逸滨奉周西成派赴南京任第25军驻中央党部代表，谭随往，就任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直至1930年返回贵州（见《桐梓县志》1360页“谭星阁”）。1930年随熊逸滨去南京的桐梓青年30多人中，后严金操与家乡的马恒均等十多个青年一起去上海。严金操就读晓庄师范，并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他在沈钧儒先生旗下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任主席时曾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监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经过和国民党高层百般交涉，营救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严金操被释放了。当时，一同出狱的200多名难友都争着要求分配到延安。经组织审查严金操转为中共党员，并批准严金操一人赴延安。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理手续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得知严金操是陶行知晓庄师范的学生，便将他留在“八办”，打算充实正积极筹办的《新华日报》队伍。没想到国民党言而无信，《新华日报》的申请迟迟批不下来。这一段时间，严金操就在叶剑英、李克农手下开展宣传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发现，严金操不但有文化，还会开汽车，会修手表、修无线电，会画画、拉小提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正式将严金操编在办事处，任副官，后任副官长。1938年12月18日,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王明,博古来到武汉办事处，李克农秘书长带着他等人到门口迎接。车刚停稳，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从车内敏捷地走出来，这人穿着一套较旧的藏青色中山装，但整洁利索，剃着平头面庞清瘦，又粗又黑的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眉宇间透着英俊之气，他举止潇洒，气宇不凡。这位首长是谁呢？莫非就是周副主席？正当他凝思之时，李克农同这位首长热烈握手后，指着严金操说:“周副主席,这是副官长,叫严金操。”然后又转身说：“小严,这是周副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就是天天盼夜夜想的周副主席！把自己从狱中营救出来的恩人。严金操急忙立正敬礼，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周副主席,您好！”“小严同志,您好！”周副主席一面说着一面伸过手来与您相握，手又大又暖，严金操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湿润了，想告诉他，我就是您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同志中的一个呀！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副主席笑着轻轻拍了拍您的肩头，和蔼地问是什么地方人，严金操告诉他是贵州桐梓人。从此，严金操荣幸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年，任过副官和秘书。周副主席1937年刚到武汉时，得知严金操曾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并且眼下还用的是原来用的名字，就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你得把名字改一下，不能让他们老来注意你。”严金操回来认真想了一下，名字好改，把原来的名字颠倒一下，再做个谐音，金操就变成了超俊了。可按中国人的规矩，这姓可就不那么好改了，要改，也得改得有意义。思来想去，严金操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袁咨桐，是他的同乡、同学，又是他的革命启蒙人，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好，就跟他的姓，走他走过的路，继承革命遗志，像他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严金生” 1937年暮春，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了黄大陆同志主持贵州工委工作。这时，严金生任省工委秘书，也是贵州“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而其七妹严金萱担任省委“交通员”。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企图突破山西省的平型关，向山西省会进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消息传到山城贵阳，人心振奋。但贵阳的国民党仍然惧怕和限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们党要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抗战。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党中央精神，决定在全市散发《告同胞书》，并由学联发表《告同学书》，动员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这期间，黄大陆多次布置工作。严金生冒着严寒，忍着手生冻疮的疼痛，一连好几个晚上刻写《告同胞书》、《告同学书》。刻好后，用一架十分简陋的油印机印刷。就这样，大批宣传单在严金生手中印刷出来。传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丑恶行径，和逮捕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的阴谋。黄大陆拿着印好的传单，高兴地说：“这一下贵阳城要爆炸了，老五（他对严金生的爱称），赶快通知学联召开会议，动员大家把传单发出去。” 第二天晚上，学联的同学们分头把传单拿到各校散发张贴。严金生把一卷卷《告同胞书》塞在其妹的大衣里面，带其妹上街。夜深人静，寒气逼人。严金生见其妹冻得发抖，便鼓励说：“满妹，勇敢些，我们今天是去办大事，要走许多路，等一会儿你还会热得出汗呢！”严金生走路总是昂首挺胸，步子又大又快，像小跑一样，这次更是急急忙忙的。其妹跟着他穿大街、越小巷，把一张张《告同胞书》从每家住户的门缝中塞进去，严金生机智勇敢，他的行动鼓舞着严金萱，很快他们就把几百份传单散发完了。 第二天早上，各校的同学到校后，都看到了《告同学书》，大街小巷也有许多人议论纷纷。国民党特务头子陈锡庐知道后，大为惊慌，亲自到女中、达德等学校宣称：“1935年后，贵阳就没有共产党了，这些《告同学书》、《告同胞书》的出现，是托派、汉奸捣乱！”还说什么“传单上刻印的字体，贵阳人是刻不出来的......”。《告同胞书》、《告同学书》对广大爱国同胞、同学们进行当前形势和抗日救亡的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传单教育了人民，吓坏了敌人。 严金生不仅刻印传单，还担负贵州省工委传送和印刷文件的任务。他刻印党的机密文件，字小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为了传送文件不出问题，严金生用在邻居钟表店学到的修表技术，改装了一只咖啡色的怀表，用来装文件。有时叫严金萱送文件给地下党负责同志，就用上了这只怀表。又从负责同志处带回文件，交给严金生，或传送给其它同志。严金萱当“交通员”就利用这只怀表，始终未被敌人发现过。直到1939年党组织派她到延安学习时，才把这块怀表交给党组织。 在省工委黄大陆、李策等同志的领导下，“筑光音乐会”组织群众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沙驼话剧社”演出抗日救亡的戏剧。“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抗日学生联合会”、“中华民族少年先锋队”组织学生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因爱国抗日而被捕的同学......当时的贵州，革命洪流冲破重重阻挠，滚滚向前。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高潮的到来，1938年2月，贵州地下党又一次遭到破坏。2月21日夜晚八时许，丁毅接到李策（省工委负责人之一）的父亲送来李策被捕的消息。22日拂晓，丁毅急急忙忙来到严金萱家，告诉李策被捕的消息，严金萱听后焦急地说：五哥一夜未回家，昨夜10点左右，听见街上有人高喊“国民党乱抓人了！”很像大陆哥的声音。 这时，大家清楚地意识到党组织又遭破坏了。丁毅立即跑到丁树奇同志家，和他商量暂时把她家的联络中断。丁树奇叫丁毅和严金萱以家属的身份，先到贵阳公安局探听虚实。这时，大家清楚地意识到党组织又遭破坏了。丁毅立即跑到丁树奇同志家，和他商量暂时把她家的联络中断。丁树奇叫丁毅和严金萱以家属的身份，先到贵阳公安局探听虚实。于是，严金萱和丁毅、严金生母亲，拿了吃的东西和换洗衣物，到公安局去探监。到监狱里，看到一个牢房关了许多人，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王拭等，都戴着沉重的脚镣。她们从签字门外递进吃的东西和衣物，丁毅问黄大陆：“他们把你关起来，要不要写信告诉你母亲（指延安党中央）？”黄大陆说：“写信告诉他们吧。信交给东门外张波先生转交。”当天晚上，孟超仁同志（地下党党员，在邮局工作）给延安拍了电报。（后来严金萱到延安，才知道张波原来是党中央组织部的代号）。 在关押的共产党员中，严金生年龄最小，当时才十五岁。国民党特务便想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对他软硬兼施。先对他说：“你年纪轻，只要写个悔过书，就放你出去。”还使用卑鄙的手段利诱，当遭到严金生痛斥后，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动摇严金生的革命意志。  严金生 一次，严金生托严金萱给狱外的同志们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蝇头大小的仿宋体，写在一张128开的小方纸条上的，信中表达了他要把牢底坐穿，誓看红旗插遍全中国，坚信“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决心。 严金生、黄大陆、李策他们被捕后不几天，秦天真、邓止戈同志从延安回到贵阳，主持省工委工作。他们一方面发动贵阳知名人士出面证明被捕的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等既不是所谓的托派，也不是什么“汉奸”，要求国民党立即释放他们。许多至交故旧纷纷站出来，以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担保，弄得反动派当局哑口无言。另一方面，组织上把被捕者的家属组织起来，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营救。 秦天真叫丁毅以被捕者家属的名义，拍明码电报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不几天，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证明：“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等是共产党员，绝非托派汉奸，请立即释放。”这就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之不敢以托派、汉奸的罪名杀害他们。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把他们转移到模范监狱关押。 1939年1月2日，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正式成立，袁超俊担任交通站站长。有一次，他和严金萱一起去探监。狱卒看到带有八路军臂章的人来看望兄弟，立即把严金生叫了出来。由于袁超俊离家多年，严金生见他到来十分激动，脸涨得通红，手扶在铁栅拦上亲切地叫了几声“二哥！二哥！你可回来了！”袁超俊问他的身体情况，叫他注意身体，临走时对严金生说：“我们会为你们想办法的。”随后，狱卒又叫黄大陆、李策等与袁超俊见面，但不许他们说话。 一天，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等在监狱中交严金萱带出一张字条，说他们被搜查了，把大陆同志写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材料给搜去了。袁超俊要严金萱转告他们：“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在里面不要搞那些东西，免得给营救造成麻烦。”自从那次搜查后，国民党反动派便将他们转移到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一个地牢中关押起来。 严金生他们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去探监时也不许从大门入内，只能在旁边墙上的一个小圆洞看望。严金萱看到严金生戴着沉重的脚镣，被打得遍体鳞伤，脸部肿得几乎认不出来。本来一双大大的眼睛，只剩一条缝了。但严金生走到严金萱和其母身边时，仍面带笑容，对其母问长问短。其母看到严金生那样子，伤心极了，回到家中暗暗地哭泣。晚上，严金萱常看见其母和其父二人坐在桌前，一言不发，久久不肯离去。渐渐地，其母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其父虽是医生，但他知道其母得的是心病。其母病情一天天严重，饮食不进。严金萱天天守在其母的身边，也无法安慰她老人家。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天深夜，关押黄大陆等人的牢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宪兵大声吆喝着：“叫到名字的人一个个站出来！”被关押的人们正在熟睡中，听到这一声吼叫，大家都坐了起来。“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王拭、林毓俊、张益珊......” 黄大陆等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挺胸站在牢门外面。宪兵身后站着一个披着斗篷的人，一双三角眼，一张尖嘴巴，这就是贵州省国民党头子陈畅庐。他气势汹汹地叫几个宪兵，持枪押黄大陆等往外走。从寒冷地牢的台阶，顺着凹凸不平的小路，把他们带进一个防空洞。防空洞内阴森可怕，一股冷气和血腥气扑面而来。走到更深处，那里已经点着四、五根蜡烛，陈畅庐狂叫着：“叫你们来这儿干什么知道吗？你们死到临头，只要悔过，办个手续就可以释放......”。 黄大陆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共产党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你们口头答应国共合作，而在背后又不断迫害共产党人......”陈畅庐指挥刽子手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戳黄大陆同志，黄大陆同志毫无惧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这样，黄大陆同假惺惺地说：“怎么样，看到黄大陆的样子吧？讲一句悔过的话也可以免你一死！”李策同志指着陈畅庐的鼻子说：“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好悔过的，你们杀害共产党人，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这时，同志们的口号声，高唱《国际歌》的歌声，震撼了整个防空洞。“不许叫！不许唱！”敌人多么惧怕这些声音啊！特务头子陈畅庐跑过来拉了严金生一把，卡住严金生的喉咙，严金生使劲把他的手甩开。陈畅庐吼叫着：“这儿就属你最年轻了，你二十岁不到就愿这样死去？”严金生用洪钟般的声音斥责着敌人：“你们这些杀人的魔鬼！你们想杀就杀，想砍就砍！但总有一天，你们逃不过人民的法网，人民会把你们碎尸万段，拿去祭奠先烈的......”。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王拭、林毓俊、张益珊等同志，就这样被敌人秘密地杀害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查封了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而且秘密杀害了关押在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贵州国民党秘密杀害了原中共贵州省委的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等几位共产党员。其中严金生是他的五弟，年龄最小，牺牲时才17岁。南方局从地下党的情报中得知后，周恩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 一日清晨，周副主席把袁超俊叫到曾家岩办公室，和蔼地询问他近日情况，然后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小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内部情报得知，被关押在国民党贵阳监狱的黄大陆、李策等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其中还有你弟弟严金生，这是一位不屈服敌人的小同志。”他一听立刻泪水夺眶而出，仿佛看到聪明可爱又有些天真的小弟，自参加革命后又是那样无畏无惧踏踏实实，自己常常为有这样的小弟而自豪。然而，他15岁那年也曾被国民党抓去投进了大牢。这次入牢，17岁就被敌人那黑洞洞的枪口夺去了生命。周副主席见他默默无语只是流泪，掏出手帕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轻声说:“小袁同志,不要太难过，金生他们是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他们是党的好同志！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说完,周副主席的眼睛有些湿润了。停了片刻，周副主席略微提高了声音说：“国民党当局杀害我们的同志，查封我们的办事处，我们一定要击退他们的反共逆流。”他望着周副主席那坚定刚毅的目光点点头。周副主席轻轻拍了他一下肩头说:“南方局研究了，决定你留在重庆办事处工作，就在我身边做秘书吧。”从此，袁超俊周副主席身边开始了新的战斗。 抗战中的西南枢纽——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机构。一般称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的斗争，动员群众，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办事处。  袁超俊 当时，贵州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抗战大后方，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军事院校纷纷迁到贵州，贵阳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南大门。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通往境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进行转运。 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并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1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把袁超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袁提出在贵阳设立一个我党我军的公开的办事机构的设想。袁超俊奉命离开桂林,前往贵阳,开展筹备交通站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移往重庆,高原古城贵阳市便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它是联结华东、华南、西南和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枢纽，在这里设立一个公开挂牌的办事机构，意义重大。 袁超俊接受建站任务后，于12月下旬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到贵阳，调查了贵阳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在贵阳建立交通站国民党贵州当局是否会进行阻挠的可行性。他们还找到黄齐生先生和贵阳达德学校校长曾俊侯，要求暂借使用部分校舍作为办公地点并获得许可。1938年底，袁超俊等人返回桂林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汇报了在贵阳调查的情况。 1939年1月1日，袁超俊率领陈远绍、李泽纯等10余人前往贵阳。3日，他们到达贵阳后立即开始工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以下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建立，由袁超俊任主任（后改称站长）。为了取得合法地位，还备函向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进行了备案。 袁超俊将工作安排好后，立即赶赴重庆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情况。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把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了袁超俊。袁超俊在回贵阳的途中，在贵州省桐梓县与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上了头，到贵阳后又会见了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贵州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秦天真还先后派丁树奇、高言志、雷光远等人担任省工委和交通站的联络员。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初设贵阳达德学校，位于狮子街（今醒狮路），工作一个多月后，由于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交通站搬到了六座碑（晋禄寺，今贵阳市民生路）租用民房办公，又在威清门外（今威清路298号附近）租用民房作为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直到交通站1941年被查封为止。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后，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转运军需物资。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尤其是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运到中国云南，再由此通过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贵阳由此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贵州经济、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在1939年上半年，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仅在4至6月间，交通站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 1939年七八月间，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到越南接运，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与此同时还运来9辆新卡车，既有购买的，也有海外华侨捐赠的，都是从新加坡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随车运来的还有捐赠物品，如新旧衣物、鞋袜、被单、无线电器材等，又在柳州仓库领取军毯2万条（50条1包，共400包）。这一时期，经贵阳运送的物资和人员，约计150车。 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 为顺利完成转运物资和人员的艰巨任务，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了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归国参加八路军抗战的华侨司机、国内汽车司机，还吸收了国民党西南运输处的一些司机参加交通站的运输、修理工作，先后共有20多名国内外司机为交通站工作，有的还献出了生命。 归国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都是武汉失守后于1939年初夏回国参加抗战的。他们往返于重庆、贵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交通站之间，运送军需物资和医药用品，有时也开车去西安办事处和皖南新四军军部。他们怀着海外赤子报效祖国之心，远渡重洋归国抗战，在待遇低下的条件下，过着艰苦的生活。1941年1月22日，就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第二天，他们开车来到贵阳，被国民党军警和特务逮捕，于次年3月就义于贵阳。 贵阳交通站在物资和运力上还得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贵阳交通站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1939年冬，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在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恰值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运送到延安。 二是接待、转送来往人员。贵阳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因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从新四军去往重庆转赴延安，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过;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主席）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相继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各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通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疏散转移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1938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当时就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安全地撤退到衡阳、桂林、贵阳青岩等地。 这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把他们安顿在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负责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的家属。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转移至贵州，都由贵阳交通站妥善安排到贵阳附近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袁超俊每月都骑自行车去青岩，送生活费及书报给他们。 四是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了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交通站站长袁超俊直接领导，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关系。如设在贵阳的红十字会总会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他们在这一公开机构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由长沙内迁到贵阳图云关，中共红会特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的简称，共有党员20多人）组织关系即交给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单线联系。当时该总队是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和教授，其下属有60多支医疗救护卫生队，分散在各战区工作。 1939年４、５月，袁超俊在图云关主持召开红会支部会议，成立中共红会总支委员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同意），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章文晋）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分别由郭、高、章兼任支部书记。会议决定红会特支的工作方向是:1、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在卫生训练所内设立组织科，在党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宣讲内容主要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2、利用运输股汽车队来往于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社”，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约70余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向群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群众;3、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疗物资到中共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先后就有20余支医疗队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救护工作。红会特支还组织了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八路军;4、积极发展党员。红会特支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医务工作者的拥护，一部分高级医学专家倾向、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红会的政治影响。 1941年1月21日，“皖南事变”后不久，贵阳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贵阳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率领两处侦缉人员，贵州省中统室行动队长率行动队员和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特务团、宪兵团人员及军统黔站行动人员，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所有站内储存的汽油、机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及站内一切物资和进步书刊全被查封。直到1941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被捕同志才被营救释放。 从1939年1月3日成立至1941年1月22日，历时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统战工作、青年工作、家属工作等方面都做得很有成绩，很好地完成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同时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庆陪都险恶环境出色完成接送任务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红岩村办事处则处于特务包围中。办事处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有500多米，这段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 如果来办事处的同志，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他就开车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特务看不清，也无法照相。特别重要的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而是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袁超俊负责安全送走。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袁超俊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秘密工作原则，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在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他一直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周副主席经常派他下山把卢绪章接来，而且特意叮嘱，一定保密。他理解周副主席的意图，卢绪章在重庆接触人多，熟悉他的人也多，一旦有人发现他到红岩办事处，张扬出去，那就不仅是暴露身份的问题了。为此他非常慎重，每次他都亲自开车把卢接来，再把卢送走。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他彻夜长谈，指示他在做好经济工作同时做好情报工作，要寓情报与统战中，为此要广交友。周副主席多次讲，地下工作者要做红心萝卜，外皮是白的，内心是红的。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周副主席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他，启发他的悟性，使他渐渐成熟。 在重庆，秘密财务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更为保密。为此，周恩来指示特别会计部门，一定要安全第一、保密第一。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执行，工作细之又细。他负责特别会计工作。 特别会计部门除他还有两位女同志，她们是刘昂和王辉，负责管理账目和现金。他们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在账目上采取安全措施。账本都是用极薄的纸做成，很小，有10元人民币的3/5大。这个小账本不显眼，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遇到紧急情况几秒钟就毁掉了，放之方便，毁之容易，敌人不易搜去。为了保密，每笔账目都用代号记下。有时代号由周副主席亲自定，有时我们自己定。这样一本莫名其妙的"天书"，即使万一被敌人搜去，他们绞尽脑汁也破译不出来 每月收支的账目，由刘昂制成小小的明细表，由我和童小鹏初审，各自签字，然后送周副主席那里终审。基本每月初，周副主席审查账目，把我和刘昂、王辉都叫去。周副主席很认真，他打着算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算，一笔笔地审查，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只见算盘珠上下跳动，一会就算完了。如果代号是我们起的，他不知道就问我们；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问我们，和我们一起弄明白弄准。如果数字核不准，他更不放过，反复核算，直到完完全全核对为止。最后，他在账本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周副主席审查完，把账本交给我，我再把它锁到保险柜里。1943年6月，我随周副主席回延安，把历年的账本也带回。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一本本整理清楚，最后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赖祖列同志。 周副主席这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深深教育着我们，激励我们做好秘密经济工作。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我们工作人员每月只有三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艰苦。尽管同志们掌握着资金，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掌握着现金，可是谁也不动一分钱，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我们饿着肚子去执行任务，手中的钞票都捏出了汗，也都一分不少的如数入账。 袁超俊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的提款、送款非常艰险。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们的眼睛，每一步都与危险为伴。袁老说:每次下山提款、送款，我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上车。为甩掉跟踪的特务，小车并不直接奔向要去的地方，而是七拐八拐，开到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我下车后先环顾一下四周，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如果一切正常，我就立即奔向目的地，抓紧完成任务，然后急速绕道上车，以免被特务发现此处，暴露目标。我上车后，司机加大油门直奔办事处。说实在的，尽管没出过差错，但是每次出去，袁超俊心里都像揣个小兔子，很紧张，完成任务回来，有时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因我手里提回来的不仅仅是钞票，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筹措来的啊！ 周恩来情牵的革命情侣 钟可玉是印尼归国华侨，15岁离开父母，千里迢迢回到祖国大陆，求学报国。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大学。由于身患重病，又被延安的苏联医生抽脑脊髓坏了事，在延安无法救治，组织上决定让她返回印尼治病。中央社会部知道了这个消息， 派人用担架将她抬到枣园社会部，给她交代到南洋开展秘密工作的联络方式。钟可玉和叶剑英参谋长是老乡，叶帅担心这一路沿途军警盘查，多有险恶，就让她以自己侄女的身份上路，名字改称阿叶。没想到在妈妈南下途中，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中断，南洋去不成了。这时，钟可玉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南方局，只好到重庆红岩办事处报到。1942年从延安到重庆红岩办事处作秘密电台工作。电台工作在办事处顶楼。工作条件很艰苦，房间像鸽子笼，又低又小，窗户开在房顶上，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夏日太阳暴晒，酷热难当；又由于保密的关系，电台的工作人员通常是不下楼露面的。 在周副主席的关心和呵护下，袁超俊和钟可玉两人在红岩办事处相遇，相知，相爱了，在延安结了婚。结婚那天，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前来贺喜，邓妈妈十分高兴地说:“你们两个是办事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也是最好的一对！”  袁超俊的夫人钟可玉（叶剑英给她取名阿叶） 香港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一九四七年国共和谈破裂后,他被周恩来派往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工作、统战工作、地下电台机要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为解放战争提供有力的物资、经济的后备支援保障。他转入地下,撤退到香港华润公司任业务部主任。脱下戎装,改头换面.，在国共两党进行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期,华润公司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大量采购前线急需物资,公司在全国大决战的背景中,承担着特殊的使命。 一九四八年,袁超俊的夫人钟可玉怀孕临产了.这让夫妇俩一筹莫展:膝下正拖着一对蹒跚学步的双胞胎,关键是,他们管理着一台能直接和解放区联络的秘密电台,家里不能有任何组织以外的人员进入。孩子的出生日期在一天天临近,不得已,袁超俊夫妇想到了让人收养，消息传出，有同事提出，希望能领养。但是，组织有一条纪律：同事之间的孩子，是不能寄养的。就是说，万一由于亲情的问题，那么,国民党特务对你施加压力,你那时候是吐口还是不吐口?那么现在的人绝对想象不到，这个还要管啊?不管是不行的。因为,有的人,他能经受得住拷打,但是他经受不了这种亲情离散,那样的打击。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领养人来抱走孩子的那一天,袁超俊夫妇轮流把小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不肯撒手。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华润公司还根据中央的指示，分3批把数十名客居海外的民主人士用货船秘密运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 支持童小鹏拍摄了开国大典唯一的彩色照片 六十年前的开国大典只留下唯一的一组彩色照片，他的作者是童小鹏（1914——2007）。开国大典的那一天，童小鹏的职务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处长，他带着相机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和冲印设备，童小鹏使用的彩色胶卷是他原来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的战友、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袁超俊送给他的，拍完后又千里迢迢送到香港冲印出来。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说：“3点正，开国盛典准时开始，当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时，军乐队奏起雄壮的国歌，54门礼炮轰鸣28响，整个城楼以及广场都显得十分严肃、安静，大家仿佛正在品味着胜利的喜悦，我以一种无比激动的庆幸之情，注视着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让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当毛泽东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我抢拍了一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彩色照片，心情非常愉快。”——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彩色照片。 身居要职洁身自好 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回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57年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后改名为国家旅游总局）时，您被周总理亲自点名调去当总经理，1983年离休。他默默无闻勤奋工作，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家人子女也要求严格。在战争时期，为了工作，他曾将自己的儿子、女儿送人领养。解放后，又送儿子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到年老时才回京。他对家人的爱都体现在平凡的生活中。当年因地下对敌斗争需要，将儿女送到别人家中领养后，他思儿心切，在路上遇到和自己儿女年龄相仿的孩子，都请求别人允许您抱上一会儿，寄托对儿女的思念。对我们这些亲友的孩子也是亲切和蔼，嬉笑逗乐，就仿佛是我们的同龄朋友一般。1999年6月6日，他不幸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 《人民日报》1999年6月21日第4版载:“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原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袁超俊同志（副部级），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袁超俊是贵州桐梓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衡阳等地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党支部书记，重庆中央南方局秘书等职。1943年6月随周恩来同志到达延安，并在杨家岭周恩来同志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秘书处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1946年11月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和到香港中央贸易系统做贸易工作，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副经理、党总支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1949年12月调京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1957年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1964年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和代党组书记。” 贵阳“七·一九”事件 中共贵州省工委始建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后，在遵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听取了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党中央批准建立了以林青为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林青兼任书记的中共遵义县委书记。1935年7月19日上午,特务机关在贵阳男子师范学校里没有抓到地下党员,而抓了一个读书会的非党学生,以致暴露了读书会的一个秘密联系地点,特务坐地守捕。当天中午,秦天真得知特务在那里守捕,令他十分焦急的是林青已通知当天晚上在那里召集会议,为了避免不知情危的与会人员闯去而被捕,他立即派人寻找林青报告危情、请他立即撤消开会决定,同时布置几位党员埋伏在出事地点周围的各个路口,阻止任何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派去找林青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林青,听说他出城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这时,秦天真果断决定派人通知应到会的人,撤消会议,停止联系,注意隐蔽。不幸的是,负责把守路口的几个同志,见天色已晚,松懈麻痹,径自回家了,而林青归来,设置的警戒既已自散,不知情的他闯入了虎口而被捕。两天内,特务先后逮捕了刘茂隆等9名党员和几名进步青年。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七?一九”事件。事件发生后,省工委全力组织营救工作。刘茂隆成功越狱,而林青因受刑严重,行动不便未能脱险,9月11日被反动派杀害,英勇就义。 1938年2月，根据贵州工作的需要，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找邓止戈、秦天真谈话后，由延安派回贵州工作，恢复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活动，特任命邓止戈为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邓止戈、秦天真从延安来到贵阳后，省工委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抗日进步势力。“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查封了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黄大陆、李策、严金生相继被捕。中共贵州省工委被迫转移出贵阳。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化名杰生），从贵阳转移到桐梓隐蔽，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先后建有中共桐梓小组、城市工作支部、桐梓支部等组织。此始，地下党组织以桐梓城区为活动中心开展了长达5年之久的革命斗争。邓止戈在《我在桐梓工作的回忆》中说：“为了找到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通过我在北大读书时一位同学张友名的哥张友年引荐，在桐梓县政府兵役科当一名科员。当时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隐蔽，不公开活动，利用工作关糸看档案，看文件，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反共动向。另外接待南方局由重庆派往贵州的同志，或贵州省工委派去重庆的同志。”邓止戈的交通员丁酉成回忆说：“地下党派严金仙（萱）同志去延安，路过桐梓找止戈转关糸。她到桐梓坐的是八路军的军车，穿一身军服。我当时因公差去松坎住在区公所，严金仙在桐梓没有找到我，接不上关糸就直奔松坎。严金仙在松坎找到我，止戈同志又在桐梓，关糸没有接上，组织关糸也没有转。”严金仙到了重庆，袁超俊把她送到了延安。 作曲家、教育家严金萱 严金萱1924年5月出生。1937年13岁参加革命工作和救亡歌咏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贵州省工委交通。1939年赴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在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任独唱演员、歌剧演员和小提琴手，后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作曲。解放后，在北京人民文工团工作；曾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先后担任天津曲艺工作团、广州华南歌舞团、文化部音乐舞蹈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越剧院和上海舞蹈学校的领导工作。离休后被聘为上海艺术教育委员会等18个单位的顾问。作品有芭蕾舞剧音乐《白毛女》、《苗岭风雷》（与马友道，瞿维合作）、舞蹈音乐《长征》。儿童歌剧《双双和姥姥》，儿童歌舞剧《青草坡》等三十余部作品。著有《歌声里的故事》、《严金萱歌曲选集——彩色的梦》等。  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冲锋剧社演出 独唱者严金萱、指挥晨耕 1940年，沙飞摄 严金萱是一位在音乐创作体裁、风格、题材比较丰富并有突出成就的作曲家，也是长期从事艺术教育有很大成绩的教育家。她曾为大型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歌剧《双双和姥姥》等36部歌剧、舞剧、电影、电视剧作曲配乐。其中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千余场，出访过亚洲、美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巡演于祖国大江南北，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插曲《大红枣儿甜又香》流传于国内外，久唱不衰。严金萱还创作了500多首歌曲，《三位少女》、《深情的爱》等歌曲获得全国优秀创作歌曲奖，《金色的童年》从20世纪60年代传唱至今。她的著作《歌声里的故事》及以此改编的16集电视连续剧，被学校作为音乐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导教材。出版过个人创作集《彩色的梦——严金萱歌曲集》、《献给孩子们的歌》等。撰写有《音乐与爱国主义教育》等论文50余篇。严金萱1990年获上海市白玉兰奖，1992年获文化部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奖，1994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奖，1996年获上海优秀艺术教育工作者奖，1997年获上海普教先进工作者奖。2004年被评为上海市老干部先进个人。2005年获上海市舞蹈学校卓越贡献荣誉奖杯。  严金萱、孟 波1946年在延安 沙飞摄 严金萱同志离休后，仍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地辛勤耕耘，深入本市和外省市各种少儿活动阵地，培植儿童音乐的花朵，在推动广大少年儿童音乐活动和理论研究，提高少年儿童的演奏、演唱水平，发动组织儿童声乐、器乐作品的创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还把《国际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著名歌曲组织起来，编著成《歌声里的故事》，不少学校把它作为向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严金萱、孟波音乐双骄 严金萱曾回忆说:“1939年10月抗大总校出发到晋察冀边区，我们是抗大总校一大队的，大队长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我爱唱歌，能唱能演，我在抗大就唱歌、跳舞、演戏，演小放牛，当年人们称我“金嗓子”；苏振华对我特好，把我推荐到晋察冀三分区政治部冲锋剧社，我们去的三个人都是贵州籍的。司令员王平接待了我们。1940年初，全军区八个军分区文工团汇演，我们三分区唱“黄河大合唱”，我独唱“黄河怨”，王平很重视，沙飞来拍照；最后评比我们还得了奖；当时没有乐器，只有一把小提琴，从北平来的；平时我不唱歌就弹风琴，几十个人很有气势，“黄河怨”唱的很悲，有两、三千观众，下面有哭声，最后全场鼓掌。” 1945年3月，周恩来问袁超俊，他妹妹严金萱的情况，然后就立即与聂荣臻联系，把严金萱调回延安鲁艺学习。孟波是鲁艺的老师。孟波是聂耳、冼星海等许许多多的民族最强音的缔造者之一，沪上硕果仅存的作曲者。严金萱奉聂荣臻司令员的调令，回延安鲁艺学习。严金萱在晋察冀小有名气，称誉为“金嗓子的歌声”。到鲁艺后，学校安排她举行独唱表演，受到鲁艺师生的欢迎和鼓励。就在这次音乐会上，孟波听了严金萱演唱的“送夫去参军”、“黄河怨”，十分感动，顿时产生好感。以后在对她的教学和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得到这一消息，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延安的桥儿沟，青凉山，山上山下人头涌动，万民欢呼：“中国胜利了！”“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欢呼声连成一片。孟波和鲁艺师生一起，高兴得把自己的棉被中的棉花掏出来扎成火把，洒上灯油，点了起来。山上山下一簇簇火把，现出万道金光，把夜晚照耀得如同白昼。歌声震荡着山谷。为欢庆胜利，大家狂欢到深夜，并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城进发，往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进发。孟波匆匆地赶到队伍前面找到了严金萱，高兴地对她说：“这下可好了，抗战胜利了，接着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是呀！是呀！”严金萱高兴地回答。 1945年4月28日，党的七大召开前一天，一出由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新戏《白毛女》首次亮相，深深打动了1000多名来自各地的党代表们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连那些经历过金戈铁马的将军们也为之流泪。 1946年元旦，孟波和严金萱结婚了，举行的是窑洞婚礼。鲁艺留守部的师生和严金萱的四哥严金成、四嫂林俊芬参加了婚礼。“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卢肃是证婚人。老乡们送来了许多大红枣摆在桌上、床上。崔昌老师还做了土饼干。孟波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从学生宿舍把严金萱的铺盖搬进孟波的窑洞。一路上敲锣打鼓，把严金萱送入新房。墙上张贴了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写的条幅：“波澜无二致，萱草可忘忧”。在乡亲们的祝福中，喝了羊骨头红枣汤，将两人的被褥合到用门板搭的床上，就成了一家人。严金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是唯一奢侈的物品，那是她用孟波亲手纺出的线一针针织出来的。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孟波打起背包和大部队一起攻入天津，严金萱进的却是北京城。建设新中国时期，两人又各自忙开了。身为上海舞蹈学校校长的严金萱则为芭蕾舞剧《白毛女》、民族组舞《长征》、大型神话歌舞剧《三打白骨精》、故事片《马兰花》的作曲倾注了满腔心血。芭蕾舞剧《白毛女》那首广为流传的《大红枣儿甜又香》，是严金萱和孟波唯一的合作。一个作曲，一个填词，那首歌的灵感来自许多年前吃着大红枣儿的简朴婚礼。 1958年，孟波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发动建国10周年创作献礼时，孟波“总策划”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部作品，梁祝》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时候，不仅顺利通过，且独领风骚，声誉鹊起。1960年，《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总谱出版，孟波为其写序：“西欧的交响音乐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和有益的影响，但即使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曲家的作品，也是由于作曲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彼时彼地的人民思想感情，并与音乐形象的表现相似、表现手法（旋律、节奏、调式、和声、配器及其他封面）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结果。”《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灌制了金唱片，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在全世界巡演，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美国友人爱德加、斯诺听了演奏后认为：“是中国人创作的最美丽动听的音乐之一，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独创性作品。”《梁祝》已成为家喻户晓、誉满海内外的名曲了。《梁祝》的成功创作而名扬五湖四海。 国庆十周年与《梁祝》同台演出的还有几部新创作的民族化的新作品。上海音乐家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演出最好能固定下来，每年一次。孟波根据举行《中国音乐周》的经验，发起举办定名为《上海之春》，以此来推动音乐创作、评论，促进新的人才成长。后报上海市委得到批准。成立了以孟波为主任，贺绿汀、丁善德、钟望阳、黄贻钧为副主任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常设机构，并决定将南京大戏院改建成上海音乐厅，作为《上海之春》的主要演出场地。  严金萱、孟 波2006年在一起 孟 惠摄 1964年6月，正在举行第五届《上海之春》，孟波“总策划”了并演出3000人参演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副总理陪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上海并观看了。第二天，陈毅对孟波说：“卡瓦瓦副总统等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你们这台节目为我们开展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今年10月1日是我国建国15周年，许多国家的重要外宾要来北京。我一直在担心，用什么文艺节目来招待他们。今天看了你们的大歌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这要比我们印发许多宣传品更有效。当然，有些地方还要改进。是否可以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基础，必须请周恩来总理来决定，我可以找机会请他审定。” 7月中旬，上海市委接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仰光来电，说他们出访东南亚回京途中，在昆明稍做停留后直飞上海，要观看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中二位总理看得十分认真仔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还认为：总的来说，这台节目可以作为国庆晚会的基础。但节目中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由谁来拍板，如何进行加工，都要好好研究。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排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陈副总理提出，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经商量决定，将在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主要编导、演员、指挥等人员调到北京，加上北京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加工修改，并且定名为《东方红》。规模空前，气势宏伟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建国15周年的国庆节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东方红》成为我国音乐、舞蹈创作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艺术经典。后来又摄制成彩色影片放映，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是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在周总理“总导演”的指挥下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同时，也凝聚着陈毅副总理的许多心血，如无他的大力支持推荐，《东方红》就不可能诞生。而孟波，尽到了他具体组织领导的责任。 2011年1月8日 参考文献： [1]袁超俊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99年06月21日第4版) [2]贵州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贵州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5年。 [3]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范同寿，熊宗仁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网站，2010年11月10日。 [5]袁超俊之子袁明回忆文章，“电台女婴”。 [6]重庆红岩村工作人员忆当年做秘密工作往事，吕荣斌，人民政协报，2010年1月7日。 [7]周副主席对我们一家的关爱，袁明，2010年5月18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8]老伴孟波，严金萱，2006年7.月18日。 [9]沙飞照片故事：将士们，孟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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