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庆之年，难免引发我们追思在上世纪建党初期、二、三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桐梓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李光勋。参阅了许多文献，理清了一些轮廓，认识和体会到李光勋“历经坎坷多磨难，壮志未酬郁难舒”的人生！

    一、走出大娄山，奔向共产党
    李光勋，字道常，1911年8月15日出生在桐梓县城东街（现夜郎街与龙华路相汇之处）。其父李向荣为晚清秀才，教过私塾（王家烈曾是他的学生）和新学，民初曾任桐梓城区女小校长。192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政治系的谭星阁回乡出任遵义中学训育主任。后遵义中学改为联立中学，谭仍任教于该校。在此期间，谭引进和资助李光勋、令狐荣生、王同恕、刘茂操等10多个桐梓青少年进遵义中学就读。1926年改遵义中学为贵州省第三中学，委黄齐生任校长，谭去职。
    1927年，邑人熊逸滨奉周西成派赴南京任第25军驻中央党部代表，谭随往，就任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直至1930年返回贵州（见《桐梓县志》1360页“谭星阁”）。李光勋在遵义中学学习期间，有陈沂、雍文涛、韩念龙、周林、周国荣等为先后期同学。1928年4月高三下时，因未照学校规定去迎送过往大官，又顶撞校长被开除，便约曾被记大过2次的同学令狐荣生出走南京，住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几个月后李光勋被贵州省保送进了军需学校。1930年随熊逸滨带去南京的桐梓青年30多人中，有个刘清正的女生，是李光勋的邻居，从小青梅竹马，李光勋请假来陪她玩，回来超时被关禁闭，又属“不安守分”之人并与教官顶撞，被开除出学校。他离开军需学校便和家乡的马恒均等十多个青年一起去上海，与令狐荣生、王钦仁在北四川路租屋同居住。李光勋常和楼下一姓杨的文化人闲聊，并常买小报和进步书籍阅读。
    不久，听说刘清正去了北平进了中国大学，李光勋又与马恒均一起坐船经天津去北平。在北平李光勋以旁听生资格进了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这时北平的学生革命运动如火如荼。1930年李光勋在北平参加反帝大同盟。1931年8月由反帝大同盟党员李立本和民国大学支部高凡民介绍参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贵州先期到北平求学的已由李光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安顺人陈曾固和已加入北方“左联”的遵义三中同学陈沂等人，对黔北到北平求学的周林、周国荣等同学，在生活上非常关心，在政治上积极帮助，邀约他们参加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活动，听东北军人的报告会，并介绍他们参加抗日反帝大同盟。1931年夏，李光勋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见来北平的遵义中学同学周林没钱读书，又没工作，便约周林到北平海淀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平民小学当教员。在学校，他白天上课，晚上同学校老师一道外出散发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传单。该校实际上是北平地下党海淀区委机关，李光勋是区委书记。由李介绍，周林在此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林教了半年书，组织上便调他到北平东城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负责与惠文中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朝阳大学等校的团支部联系。
    1933年6月，北平地下党组织河北省委调周林到天津任共青团市委书记。因周林是南方人，一口南方音，继续留在北方工作易于暴露身份。1934年秋，郑征夫决定将周林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江苏省委。他到上海后，任沪西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经李光勋、凤光辉等人的介绍，周国荣（周林之弟）参加了北平的“反帝大同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1932年，他在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领导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不久，调到中共北平市委担任发行部长。1932年，北平的群众抗日团体和进步学生的抗日活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周国荣被调到北平附近继续党的工作。1933年，周国荣被调回北平，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印刷科长。10月，被北平宪兵团逮捕。11月，与同时被捕的62人被国民党由北平押送南京。周国荣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被国民党判刑八年，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1935年，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6岁，现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见《周林纪念文集》）。
　　从1932-1934年6月，李光勋曾任共产党北平市委秘书长，北平西区党、团委成员，区委书记，河北省委巡视员，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唐山市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为党和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34年6月李光勋在唐山林西被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唐山、北平、南京等地国民党监狱。在唐山被捕时，为了保护同志，将文件吞下，不仅当时遭到毒打，押到宪兵团部后，又被用辣椒水灌鼻子逼其交代，受尽苦刑。在北平关押不久，又押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与陈曾固前后被捕同志同被关在一起，都被判无期徒刑。1934年秋，未参加任何组织的令狐荣生接李光勋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来信要衣服，他买了一套厚绒衣裤送去。1936年李光勋姐曾去南京看过他，得知其父、其姐贫困交加和令狐荣生已回桐梓教书消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释放政治犯时李光勋出狱。出狱时，日本敌机已向南京投弹，很快就要占领南京。他在逃难人群中，从南京坐船到汉口，决心找党组织关系，多日无果。饥寒交迫，无奈之下，“事亲奉老 ”观念产生，写信给令狐荣生寄钱后，返回到家乡，没有继续找党组织。而由他介绍加中国共产党的安顺人陈曾固1937年9月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交涉释放出狱，即赴延安，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建国时成为省的重要领导人。1942年曾有人问他，脱险出走时，这方不行走那方，他回答说“其奈亲老家贫呵！”（见令狐荣生回忆稿）
    二、回桐执教为业，暗助地下组织
　　李光勋回桐后与令狐荣生等办私塾。此私塾除教国文外，还教数学、物理、化学、英语、音乐、体育，全县统考，县中初中前数名皆出于此校，时下称誉为“光勋大学”。1940年李光勋还兼县中教员。1940年在出生江石地令狐荣生的撮合下与长岗小学的令狐昌裕结婚。1941年春开始为友人熊少逸、王节之、向念初三家孩子补课。1942年春李光勋约令狐荣生合办补习学校，正式招生，招生广告上写明，校长令狐荣生，教员李光勋，共招在20多名学生。1944年他去狮溪口任达昌中学校长《桐梓县教育志》331页）。
    1942年秋，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和“蚕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伪军的夹击和封锁下，进入空前的困难时期。为了取得抗日胜利，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是年9月，中央南方局指示綦南工委李治平，以到桐梓北部水坝塘大路工程公司采购枕木为掩护，与南方局文化组长冯乃超所派党员胡晓风一道，开展党的工作。綦南工委机关亦随之迁到水坝塘。1944年春，经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同意，李治平将中共南川合溪特支党员李培根（又名李明翥）、戴克宇（又名戴北辰）转移到水坝塘小学教书。随后，又将邻水县党员冯自卿（又名冯卓文）和孩子剧团的张国权（又名张尉）介绍来水坝塘小学教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钱英、于江震根据组织决定，通知李培根、温凯庭组建“中共绥桐工委”，李培根任书记（此时李也在县中教书），主要负责桐梓、正安、道真三县党的工作
　　私立达昌中学校址设在狮溪口戴家祠堂，1942年组成校董事会，积扱从事筹备，是年冬校董事会聘令狐荣生为校长，李光勋为教导主任，约定次年春到校，但到1944年春第二学期招生，令狐荣生才到位，聘张治平为教导主任。令狐荣生回县中后，李光勋继任校长，直至1947年春。1950年12月贵州省教育厅令其停办。当时是实行县、区政府决定校长和教导主任人选，教师由校长和教育主任自由聘用的制度。

    复兴人娄恒善1940年出任复兴小学校长。娄恒善校长为办好家乡教育而尽心尽力，了解到李治平、胡晓风不但会做生意，而且书也教得好。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娄恒善聘用李治平、胡晓风为教师。1944年春李培根、戴克宇（李妻）到水坝塘小学。一年后，冯自卿、张国权也来到水坝塘，他们来后，以身作则，把学校办得很好。这几位地下党员在教学中，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进步思想，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娄恒善巧妙地保护了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娄恒善把他们介绍给他的老师李光勋狮溪达昌中学校长那里去教书。半年后胡晓风离开狮溪去了四川。李光勋在胡晓风离开狮溪前就调到桐梓中学任教导主任，后又调任县教育科长，他聘请李培根、戴克宇到桐梓中学任教，随后又委李培根为校教导主任。时不久冯自卿、张国权也先后辞教回到四川。一九四五年春，李光勋邀请陆俊卿去桐梓达昌中学教书，就是在这时候与当时也在那里教书的胡晓风认识。一九四六年春天，陆俊卿又由李光勋介绍到桐梓县中教书，在这里结识了李培根、戴克宇夫妇，后来他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开展迎接解放的革命工作。
　　曾任綦南工委书记李治平在《中共地下党在桐梓的斗争》回忆文中说：“当时在狮溪达昌中学任校长的李光勋，通过娄恒善了解到来水坝塘任教的这批外来老师是些难得的人才，不仅能做生意，而且书也教得不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了解到，李光勋是大革命前入党的党员，后失掉了组织关系。他们彼此间相处久了，大家谈得投机，彼此心照不宣。”
    解放后，胡晓风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培根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戴克宇任四川省妇联主任。戴克宇系《红岩》中江姐（即真人真事江竹筠）的入党介绍人，鲜为人知。1987年4月2日《人民日报》以《“江姐”和江姐的入党介绍人》一文，介绍了江竹筠和戴克宇同志。她俩1939年春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两人是同窗好友，在对敌斗争中结下深厚友谊。戴克宇较江竹筠早参加中国共产党，她发现江竹筠在校认真学习，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示威游行、撒发传单总是走在最前面，与敌针锋相对地斗争。戴克宇将江竹筠的表现向党组织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验，党组织决定吸收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党，戴克宇成了江竹筠的入党介绍人。
　　1947年冬，李光勋被所谓“在桐招兵买马进行反蒋活动”和“和尚干革命”在桐被捕送往贵阳监狱。同坐监牢的遵义地下党员陈福桐回忆说：“和我在贵阳同坐监牢的李光勋，他是桐梓人，早年在北平参加过革命活动，他的亲家张涛(不是李光勋的亲家，此处有误，故注）是国民党刽子手刘伯龙的328师师长，驻扎遵义。张涛把他保释出狱，为了避免再次遇祸，就留他在师部政工处作秘书。有一天，李光勋到我家来说：“遵义警察局长向张涛密报你在遵义搞地下活动，因为刘伯龙要到遵义了解这一类的问题，惟恐这个魔鬼杀人，我已对张涛作解释，把你的名字勾掉了!”光勋要我少出街，注意警特的监视。这些时候，贵阳警备司令刘汉珍发表了他的反共“约法三章”，即：一、同情“共匪”者，请往“匪区”；二、取缔学生扭秧歌；三、禁止收听“共匪”广播。国民党反动派已出现了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我们也更加警惕。不久，328师要调黔西南地区安龙一带防堵解放军，李光勋来说：“我要随军远行，自会相机和张涛谈起义的事。”
　　在解放贵州的过程中，普安起义是贵州最大规模的国民党武装和平起义。这次起义主要由败退到贵州西部的张涛89军、王景渊49军的起义和谭本良、刘鹤鸣等地方武装起义三部分组成。国民党起义将领（旅以上）达31位，起义人数31000多人，比同时期在贵州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武装起义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深远。
　　谷正伦撤离贵阳时，要求声望较高的社会知名人士卢焘组织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治安维持会维持贵阳治安秩序。殊不知刘伯龙撤出贵阳时，竞将卢焘枪杀于贵阳市郊的转湾塘。11月18日，刘伯龙因争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而被谷正伦枪杀，由王文彦继任第八十九军军长，王未到任，由第三二八师师长张涛代理，张军部移往普安。此时，王伯勋与王景渊带领的兵团部和第四十九军部队也陆续到达黔西，第四十九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解放军追击及部队逃散，损失惨重。两人深感前途暗淡，经与张涛联络并和解放军协议，决定起义。期间，国防部曾电令第四十九军缩为一师，编入第八十九军，并成立第十兵团，由王伯勋任司令官、王景渊任副司令官、张涛任第八十七军军长，兵团指挥第八、二十六、八十九军讨伐卢汉，王伯勋等未接受命令。1949年12月２日，王伯勋、王景渊、张涛派遣第三二八师副师长王光玮到贵阳向解放军通报起义。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军第89军军长张涛领衔该军团以上军官发表起义通电，率部二个师又一个团1.1万余人在贵州晴隆、贞丰、兴仁、普安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起义单位和人员分别由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部、第18兵团和第62军接收整编。
　　李光勋任328师政工处副处长时（1949年3－11月），协助该师师长张涛做了一定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策动大量部队起义，挽救了人民生命财产，使其免遭不可估量的损失。1950年春，李光勋曾给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陈曾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贵州工作。1949年11月任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同月至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副书记。1949年12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12月，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至1952年6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信中说“好不容易昐到今天……,我是多么希望再过组织生活。”陈曾固回信中说：“既然领导上决定你去学习，那就去，一切都等学习后再说。”1950年4月，李光勋同一些起义军官去重庆歌乐山学习。1954年春，资遣回桐寄居岳父家，“待业”期间 ，在官渡小学代课。1955年春，被当时省的负责人周林、雍文涛介绍到贵阳女中任教，不久蒙冤入狱，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徐子荣的关注下出狱，转贵阳六中任教。1955年中央掀起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和1957年反右斗争，嫌疑他30年代在上海与胡风接触，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关而整治他。在不堪忍受批判的巨大心理压力下，1957年4月11日，他选择自缢身亡之路。
　　三、迫害逮捕坐牢，坎坷磨难痛惜
　　1942年下学期开学不久，有个三青团的人告发县中有进步组织“门外座谈会”。县党部秘书廖昌洪带着两名武装进来，径直到教室把正在上课的季老师抓走。季老师被捕不久，廖昌洪又来抓李光勋老师，由于得到消息，从课堂出来后，由令狐荣生送到后山坡躲藏，后经谭星阁、令狐禹畴等送达夜郎，他经小路入川到重庆，住军政部被服厂警卫队长王怀琪处，王怀琪是令狐禹畴当团长时的警卫连长。李光勋在那里半年左右，王为李光勋搞了个国民党籍，后查无“门外座谈会”这样的组织，李光勋又才回县中教书。
　　1947年近冬，遵义地区保安司令部转给县府来文说:“李光勋在桐招兵买马，准备响应李济琛的反蒋活动，机关枪都弄好了”；“利用和尚干革命”。其实，桐梓在贵阳买机关枪的事，那是松坎区署在贵阳市的何知重家弄来作自卫防匪的。说李光勋利用和尚干革命，指的是城隍庙殊僧和尚订阅“新华日报”及“解放杂志”。 殊僧和尚即令狐现民，是令狐荣生亲堂哥，是李光勋叔的老丈人，他常有不满言论，他订的报纸和杂志是常给李光勋和令狐荣生看的。一个星期日的早上,由一名警兵通知李光勋到县府，李刚走到期县府大门，便用早已准备好的汽车押解到贵阳警备司令部监牢关押。李光勋在贵阳关了一年多，经曾任过贵州省省长卢寿慈，曾因是熊少逸（张涛的女婿）的亲戚与李光勋接触过，很赏识李光勋才能，同情他的遭遇，更同情他父亲贫病交加的凄惨，主动去重庆说情，他才出狱回桐。但他不敢久留，李光勋在亲友帮助下到重庆，经时任行营警卫团长令狐禹畴的介绍，去328师张涛处避难，任师政工处副处长，实为张涛秘书。
　　1955年，李光勋在贵阳女中（现二中）教书时，因一杀人犯与他同住一宿室，受嫌而被捕关押。曾与李光勋在北平一起从事过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徐子荣打听到李光勋的情况，来信叫他写简历寄去，他信中也哀诉冤情，徐子荣要求时任历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吴实去查证落实，后平反昭雪、补工资，调贵阳六中工作。对此事，他虽感遗憾，但并未对党失去信心，相反认为经此考验，组织将更加了解和信任自已，一心一意投入教学，并决心终身教好语文。可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波及全国，有关组织嫌疑他30年代在上海与胡风有接触，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一而再受到迫害，心理压力大，他选择证明自已清白之路自杀。
　　1982年7月，中共贵阳市教育局党组下达了《关于李光勋同志政治历史的复查意见》。意见是：“关于李光勋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根据中发（82）24号文件规定，因脱党时间较长，不予恢复。二、关于李光勋同志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审查时，特别文化大革命中，所加的叛徒、叛党，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历史罪恶重大等词，经查无实据，纯属强加之词，应一律撤销。三、李光勋同志青年时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积极从事我党地下工作，解放前任328师政工处副处长（1949.3－11月）协助该师师长张涛做了一定起义前准备工作，有一定的功劳。李光勋是一个起义军官，应按照党关于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待其本人和他家属子女。”
　　
　　　　　　　　　　　　　　　　　　(2010年12月7日)

    主要参考文献：
    1、桐梓县政协《桐梓文史资料》1―4辑，1987年7月至1998年10月出版。
    2、桐梓县党史办《娄山北麓的潮声》，1988年6月出版。
    3、仁怀市委、政府《周林纪念文集》。
    4、贵州省文史研馆《梧山文集》，2007年4月出版。
    5、《桐梓县志》，1997年10月出版。
    6、《桐梓县教育志》，1997年9月。
    7、李明菲、李明方《回忆父亲》打印稿，2009年9月。
    8、令狐荣生回忆手写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