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光荣：平淡而奇崛 高山且仰止——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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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2011年6月21日是书诗学三绝的文化巨匠、清遵义三贤之一莫友芝诞辰200周年，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平淡与奇崛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两个相反的概念。但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一特别的个人身上，两者却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关键在于他的基础和水平线。喜马拉雅山之高，是建立在青藏高原的平台上的，而不是孤峰直直。一切高山，都得依赖于它所依托的基础。一个学者也是如此。他所能达到的高度，全在于他自身的根柢和起点。 他就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地方文献学家、书法家和篆刻艺术家、目录版本学家、语言学家、农桑学家、《水书》研究专家、清代宋诗派的代表诗人。作为教育家，莫友芝所著的《声韵考略》、《韵学源流》名扬海内外，他为贵州的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史学家，郑珍与莫友芝所编撰的《遵义府志》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界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作为著名的地方文献学家，莫友芝跋山涉水，走遍贵州各地，搜集明代贵州各地诗歌，编成了《黔诗纪略》；作为宋诗派的代表诗人，莫友芝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曾有著名的学者评价：“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莫友芝的诗词为贵州赢得了赞誉；在语言文字学、目录版本学、史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且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视的诗文作品，堪称“黔学之光”。莫友芝以精湛的考据训诂成书数十余种，及文字、史学、版本、目录、校勘等各方面著作若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莫友芝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古籍善本及古碑刻的考订研究上，在书画鉴赏方面投入并不多，但精于书法，四体皆工、皆精，而最为人称道者是他的篆书。他的篆书，取法颇丰。杨守敬评：“子偲书学《少室碑》取法甚高”。他也“……尝集汉碑头篆刻百余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为清一代十大书法家之一。黎庶昌评其书“分篆高骞，冰斯雄睨”。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陈振濂先生对其书评道：“贵州曾出了一个莫友芝，其作品精到之处，不在赵之谦，杨守敬、张裕钊之下而或有胜之”。不同时代的学者、这样高规格的书家，如此异口同声的盛赞，可见莫友芝的书法成就决非浪得虚名。 道光二十七年（1847），莫友芝进京赶考，闲时在书肆寻觅书画，偶然遇见曾国藩。二人闲聊起来，一席交谈，莫友芝的才华让曾国藩另眼相看，他想不到，贵州山沟居然有这种人中之龙凤，非常赏识莫友芝的才华。自此莫友芝长期客居曾国藩幕府，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后又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莫友芝目录学代表作有二：一是《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这是他从同治乙丑（1865）至己巳（1869）数年间客游上海等地时所见宋、金、元、明椠本及旧抄本、稿本的记录，后由其子莫绳孙汇编成册；一是《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这是他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作的版本笺注，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江表十年，他与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上的精英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翁同和等皆有往来。特别是与后来官居两江总督的晚清中兴大臣曾国藩成为知已，曾氏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对莫友芝的由衷赞誉。 莫友芝一生不名一官，而以学术著作蜚声士林，名垂青史，与郑珍并称“西部巨儒”，同入清史《文苑》、《儒林》传。道光二十七年客居曾国藩幕府。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后又为曾国藩督领江南官书局，担任校勘经史之职。同治九年（1870）莫友芝任扬州书局主校刊，李鸿章、张之洞邀其为武昌书院主讲，他以衰老为由推辞不就。同治十年（1871）至扬州、兴化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九月十四日访书途中突感风寒，高烧不退，病逝船中，寄殡于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两江总督曾国藩备办祭仪，亲率数百官员捧香步行，前来祭奠，并作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莫友芝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他个人的一生，也经历了由小康到艰窘的变化。30岁以前，在父亲的荫庇下，专心地在棠阴书屋中攻书治学。双亲物故后，全家十余中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仅靠书院主讲的微薄束修维持，粗衣淡食，时时难继。但他仍坚持收购古籍字画，刻苦研读、撰述。 1854年秋，黔北农民起义爆发。此后他饥驱南北，或赴贵阳教书，或上北京候选，或下鄂皖探亲，或流寓金陵校书，除江表十年生活稍稍安定之外，大半时间处于凄惶流离之中。双亲见背后，又接连丧弟亡妹，折儿殇女，晚年又痛失爱子莫彝孙，精神上的创痛非常人所能忍受。境遇如此艰窘，却能在创作与学术上取得伟大成就，“蚤年高名动帝都”（张之洞赠诗），羸得“西南巨儒”的称誉，确是很不容易。真是平淡而奇崛，高山仰止之叹！ 莫友芝先生毕生致力于汉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根柢。这根柢就是“家学”。莫友芝先生的父亲莫与俦老先生是一位精通汉学的知名学者。莫与俦老先生嘉庆三年举人，次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代翰林院主要编修国史，进讲经史，没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基础是进不了翰林院的。尽管“庶吉士”乃是新进士进入翰林院等待任职之人，但是若汉学不佳，或功底浅薄，也是进不了翰林院的。莫与俦在翰林院期间，得以认识大学问家阮元、纪昀、洪亮吉等人，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请业汉学，这样，莫与俦就不仅对汉学得识门径，而且日益精进，受到阮、纪等人的嘉许和钟爱。莫与俦就曾回忆道：“就中爱我推数公”。后来，他出任四川盐源知县，任上遇到母亲的丧事，便请假返回独山故里，以开办教育为主，时间长达14年。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初三莫友芝降生贵州独山州（今独山县）城北三十里的兔场上街家中。莫与俦返独山，使莫友芝幼年就得到父亲的指教，三岁，莫友芝便能识字；四岁，开始诵读《诗经》；六岁，阅读《仪礼》、《礼记》；八岁，初步学习写作诗文；十岁，已经修完“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父对友芝“课督甚严”，对于重要的诗文要求友芝熟记，并一一背诵，且能理解含义，明白道理；还教育友芝，读书重在实用，不作“吊书袋”，可发展天赋，扩展知识领域。在独山期间的这一段“家教”使友芝终身受益，打下知识、学业基础，明白世事道理，懂得学问之道不能浮躁，必须“业精于勤”。 道光八年（1828）莫友芝考取秀才。道光十一年（1831）考取第十一名举人，后屡试不第。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郑珍撰成《遵义府志》48卷，33目，附目14，共80余万字。与同时代的其它志书相比，《遵义府志》体例完备，材料翔实，史学界认为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齐名，梁启超称之为“天下笫一府志”，莫有芝与郑珍也因此声名大震，被人并称为“西南巨儒”。 莫友芝先生在教育上继承父业，一丝不苟，尽力培养学人。父去世后，他继续主持遵义的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讲席。他在《答万锦之全心书》中说：“同辈讲习，后生问难，罔不教述所闻，竭其一得。”其弟莫祥芝追述友芝教学生涯时指出：来遵义求学问，拜友芝为师的人，都无不受益，“言考据，言义理，言诗古文辞，悉就其性之所近，不拘拘焉以门户相强，故人益乐亲之。”他从事教育，重在让学子获实惠，教学内容则是考据、训诂、辞章、义理，而且做到因材施教，使学生易于接受，乐于学习，还做到收留学生不以贫富相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 他的精神以“治学”为本，以“修身”为本，以“益民”为本上。 虽他是饱学之士，但他锲而不舍，仍然刻苦钻研，以“治学”为本，在治学上可称皓首穷求。学问之道，他不虚言，不妄学，讲究有根据，有来源。而且个人的学问也讲究根柢，把学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读书，则必须字斟句酌，务必读懂、能解、会用，决不能读死书，决不照本宣科。以莫友芝先生著述《韵学源流》为例，他对音韵学的研究，首先继承前辈音韵学家成果，以实事求是基本精神，对有关学术疑点加以探讨。其次，深下功夫，务求通晓，然后对可疑之处进行厘定，丝毫也不放过，直至求得圆满的结果。再其次，选择的材料、底本，必须是公认的、可靠的、可行的，在准确材料和可信底本上做出的学问才为世人认可，也才是真才实学。由于功夫到家，其著作显出。 “修身”是他重要的道德准则。洁身自好，有着崇高的道德和节操，并且有着传统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因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和仰慕。对于非份的名禄，他们决不追逐，并以为这是可耻的行径；对于社会的是非，他们看得清，决不苟且；对于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尽量远离，决不沾染；对于买官荣身之事，他们视为不耻，宁可甘守清贫。郑珍、莫友芝都曾三次会试失败，但是仍然节操自持，不去攀附权贵，不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友芝先生48岁时，“文章憎命”，又落榜了，三次落榜就可以候选知县，然而他已经看透了官场的肮脏、仕途的险恶，不再候选，仍清贫过日子。同治三年，已五十四岁的友芝先生，当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上报朝廷，拟荐十四位饱学之士补用知县，十四人名单中就有友芝先生，并于冬季“检发江苏知县”，但友芝决意不仕，对劝他为官的朋友说：“庚午出都时，已决心不做官。今天出仕，岂不矛盾 ? 况且我初到戎幕时，已向湘乡公(曾国藩)讲明志向，请勿相强。” “益民”是他又一突出表现。他孜孜不倦地办学，有益桑梓，有益西南，这是益民的。他们搜寻先贤遗著，汇编成册，为地方文化的弘扬多有卓著贡献，这是益民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撰著《遵义府志》，使遵义地区为全国知晓，这对于消除人们视贵州为蛮荒的陋见，对于地方整体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这同样是益民的。还有一桩事情特别突出。郑珍完成《樗茧谱》，莫友芝为之作注，使黔北遵义一带的养蚕业、丝织业得以迅速推开，并影响贵州黔南一带，促使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据载，乾隆七年，遵义养蚕业取得成功，柞蚕风行黔北，一时遵义兴起丝绸之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熟的养蚕经验需要介绍推广，于是郑珍执笔撰著《樗茧谱》。郑珍才高，著作言语艰深，难以让平民接受，莫友芝便为之作注，让艰深化为易懂，让知识化为易于操作。这样在他二人的努力下，养蚕业、丝织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开来。 他自幼刻苦攻读，一生甘于淡泊，不重名利，排除万难，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矢志开启民智，潜心撰述，致力于桑梓教育事业和著作，孜孜不倦地培育人才，为贵州造就一批品学兼优的学者，遗风余韵所及，至今文运蔚兴，英才辈出。他以其飞扬的文采，卓异的见识、渊博的学识、独具一格的书法艺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去为国家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他的精神像长江之水，永流不息，它将泽惠桑梓，激励后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是晚生义不容辞的责任；继承和宣传友芝先生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有着深刻的意义。让它知晓于贵州、闻达于全国，影响于世界！ 2011年6月12日 | ||||
| （作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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